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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目录

序言

前言

上篇  理论研究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1.1.1  研究背景/1.1.2  研究意义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1.2.1  研究方法/1.2.2  研究内容

2  国内外相关概念与理论研究进展

2.1  基本概念△2.1.1  城市营销/2.1.2  城市增长模式

2.2  国内外城市营销理论研究综述△2.2.1  城市营销理论的发展历程/2.2.2  城市营销理论的研究视角

2.3  城市增长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综述△2.3.1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2.3.2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2.4  研究进展述评

3  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背景与城市营销的企业化倾向

3.1  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背景△3.1.1  体制转型对地方政府的总体影响/3.1.2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化

3.2  地方政府企业化导致城市营销企业化倾向△3.2.1  地方政府的营销性特征/3.2.2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企业化倾向

4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评价及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建构

4.1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经济效应△4.1.1  转型期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4.1.2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积极经济效应/4.1.3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消极经济效应

4.2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社会效应△4.2.1  转型期政府职能与社会构架的转变/4.2.2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积极社会效应/4.2.3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消极社会效应

4.3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空间效应△4.3.1  激烈竞争环境中城市空间角色的转变/4.3.2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积极空间效应/4.3.3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消极空间效应

4.4  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的提出△4.4.1  对于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反思：“内生”与“外生”/4.4.2  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的产生/4.4.3  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特征

4.5  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的构建△4.5.1  内生型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统一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4.5.2  内生型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选择/4.5.3  以政府营销增强城市竞争力——塑造高效、清廉的政府形象/4.5.4  以市民营销增加城市魅力——引入“全民营销”策略/4.5.5  打造城市品牌特色——保护与发掘城市无形资产/4.5.6  城市定位方法的转变——面向市民的城市定位模式/4.5.7  构建城市同盟与协作网络——实施城市与区域管治

5  城市增长模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5.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5.1.1  科学性原则/5.1.2  针对性原则/5.1.3  可行性原则/5.1.4  层次性原则

5.2  指标分类及选取△5.2.1  经济增长模式/5.2.2  社会发展模式/5.2.3  生活环境质量/5.2.4  城市增长模式评价指标体系

5.3  指标选取的针对性△5.3.1  可持续发展方式的遵循/5.3.2  经济发展原动力为“外生”还是“内生”/5.3.3  其他体现两种增长模式差异的指标

5.4  城市增长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以长三角为例△5.4.1 城市数据收集/5.4.2  主成分分析法/5.4.3  研究过程/5.4.4  评价与分析

下篇  实证研究

6  大事件营销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与实践历程

6.1  实证选择背景及目的△6.1.1  大事件营销的研究背景/6.1.2  大事件营销的研究目的

6.2  基本概念△6.2.1  大事件营销/6.2.2  城市空间效应

6.3  大事件营销的相关理论研究△6.3.1  大事件营销的相关理论基础/6.3.2  大事件营销理论的研究进展

6.4  大事件营销的实践历程△6.4.1  起步阶段： 单一场馆模式/6.4.2  初级阶段： 集中建筑群模式/6.4.3  中级阶段： 多中心组团模式/6.4.4  高级阶段： 多元化发展模式/6.4.5  小结

7  大事件营销的实证逻辑框架

7.1  研究目标△7.1.1  理论目标/7.1.2  实践目标

7.2  大事件营销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联系△7.2.1  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内在机制/7.2.2  大事件营销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要素

7.3  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特征的分析框架△7.3.1  时间维度/7.3.2  空间维度/7.3.3  表征维度

8  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特征

8.1  大事件准备阶段的空间效应特征△8.1.1  物质空间效应/8.1.2  非物质空间效应

8.2  大事件运行阶段的空间效应特征△8.2.1  物质空间效应/8.2.2  非物质空间效应

8.3  大事件后续阶段的空间效应特征△8.3.1  物质空间效应/8.3.2  非物质空间效应

9  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影响要素与内在机制

9.1  物质影响要素△9.1.1  场馆设施/9.1.2  基础配套设施/9.1.3  土地开发

9.2  非物质影响要素△9.2.1  政策制度/9.2.2  规划引导

9.3  城市空间发展内在机制的主体分析△9.3.1  发展主体/9.3.2  主体博弈

9.4  城市增长模式与空间效应的内在机制△9.4.1  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9.4.2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

10  大事件营销的城市增长模式转型应对

10.1  中国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特色△10.1.1  大事件营销的企业化倾向/10.1.2  大事件营销的“中国特色”

10.2  我国城市增长模式转型的对策△10.2.1  大事件营销运行体制的改革/10.2.2  大事件营销规划技术的创新

11  结论与讨论

11.1  主要结论△11.1.1  地方政府企业化导致城市营销的企业化倾向/11.1.2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对于城市公共利益的维护还很欠缺/11.1.3  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不能给城市带来健康稳定的发展/11.1.4  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是未来我国城市转型的方向/11.1.5  大事件营销是城市营销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11.1.6  建立大事件营销“一机制、两要素、三维度”的逻辑分析框架/11.1.7  大事件营销具有积极和消极的空间效应/11.1.8  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影响要素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影响要素/11.1.9  基于城市政体理论解释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内在机制/11.1.10  向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转型是解决中国城市大事件营销问题的根本路径

11.2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1.2.1  如何将城市增长模式转型的理论转化为进一步的行动策略/11.2.2  如何在城市复杂的多元发展环境中，准确地进行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分析/11.2.3  如何构建更为直观的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分析模型

附录

2 相关文摘

总序

几乎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显著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等领域展开的巨大变革，中国也同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在经济发展取得令全球艳羡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与治理环境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转型”。从本质上讲，转型是一种由于根本发展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的巨大变迁过程，国际主流观点是将转型视为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过于强调国家控制的传统社会经济环境，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治理环境，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是最受世界关注、最重要的转型国家。相比于西方国家缓慢、渐进式的“改良性”转型过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则几乎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多维同步交织的时空过程中发生着复杂的转型，因而往往导致各种问题凸显、矛盾尖锐，这也使得西方有关发展、转型的各种理论、范式都难以简单地套用到中国。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发展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独特环境的烙印，正开辟着自己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和范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研究本身就是世界的，就是最前沿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迁，从根本程度上改变着城市发展的动力基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和转型期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共同而强烈地作用于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使得其表现出的现象、机制是任何既有经典的西方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理论所不能完全容纳和完美解释的。由于利益、资源控制的分化，城市中多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博弈，共同决定、影响着城市事务的过程，城市与空间的发展正处于剧烈的转型、解体、冲突与重构的过程之中，正是对这一巨大转型环境的深刻写照。

20世纪80年代以后，空间的社会属性被列斐伏尔（Lefebvre）、索雅（Soja）、福柯（Foucault）、卡斯特尔（Castells）等人深刻地揭示出来。卡斯特尔宣称“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空间就是社会”。索雅也认为，空间既不是具有自主性建构与转变法则的独立结构，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延伸出来的阶级结构的表现，而是一般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而是社会的产物，空间还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空间不是一种中性的背景或物质存在，而是资本生产模式和社会控制中一种基本的要素，城市空间演化、开发本身就被整合进了市场发育、资本积累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总之，按照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解，政治经济的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转型、治理方式的变迁，必然生产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空间环境——这就是所谓完整意义上的“空间再生”。

空间再生理论本身就是强调将空间置于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因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刻理解城市发展、城市空间演化、城市规划的新的重要视角和工具。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背景下，城市社会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竞争、合作、冲突和妥协同时生动地在城市空间中展开，城市空间的再生过程同时承载了转型冲突与各种社会惯性的复杂碰撞。因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泛进行的城市空间再生运动远不是当年西方城市更新、城市美化、城市结构优化等表象性或技术性话语所能概括的，其根本意义上是一部以空间为载体进行资源与利益再分配的政治、经济、社会博弈的历史。只有对这一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充分揭示转型语境下中国城市空间再生的生动图景。

这套丛书是充满了前沿挑战的选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我们传统习惯的城市研究视角，是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去分析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空间再生现象和机制——作为一种制度、经济、社会、物质等多维度作用下的复杂过程。这套丛书的作者也都是当前国内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界学术思维非常活跃的青年学者，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思辨力和创新意识，将西方学说与中国的实际进行有机融通进而推动中国本土城市研究理论的发展，是他们和我们所有当代中国城市研究学人共同的责任。作为前沿性的探索，我们设想这套丛书的选题是开放的、延续的，也认识到本丛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值得再讨论的。沐浴着早春明媚和煦的阳光，我们期待着通过包括本套丛书在内的共同努力，迎来中国城市研究那“春暖花开”的胜境。

是为丛书总序。

张京祥

2011年早春于南京大学北园

序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资本要素的快速流动、变化组合，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的兴衰演替格局也随之不断发生着剧烈变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因为把握了此轮全球化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城镇化实现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载体的城市，其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更是令人炫目。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学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与城市发展模式，中国城市研究甚至成为一门“显学”，因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是在西方传统教科书、经典理论中都无法容纳和解释的，所以，西方学者一度将之称为“中国增长之谜”。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与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经济曾经长期赖以增长的外部环境、动力基础、要素成本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已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城市发展都面临着深刻、严峻的挑战。为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的新发展理念和目标，期望通过深化改革来重塑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增长的总体环境与动力机制，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回顾、检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增长之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牺牲资源环境等代价换来的，“中国增长之谜”在本质上是一种急功近利、严重失衡、不可持续的短期增长模式。在这段时期中，中国广大的城市政府几乎都是选择了以外向型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发展路径，通过高度企业化的城市经营模式来谋求实现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资产的高度增值、城市形象的高度嬗变……本书的作者将此归纳为“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城市增长模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局部改善城市的物质生活环境，满足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忽略了与所有市民共享城市发展的所得利益以及‘以人为本’的战略要义，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长期隐患”。

当然，中国众多的城市政府之所以选择“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是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总体的制度环境、价值导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等密切相关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我们不能对之予以简单、全面的否定。但是，在后金融危机塑造的全球新发展环境中，面对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急速抬头，面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减速的现实压力，面对中央提出2050年左右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必须发生根本的转型，也就是转向作者所提出的“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并非是闭关自守、自我循环，而是指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中国城市的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以人为中心、以内生动力为支撑、以创新发展为手段、以高质量的发展为目标，全面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应该说，这是对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实行“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一个系统反思和全面纠偏。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其必然是一个艰难、长期、系统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其转型中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难与挑战。我们固然可以在此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但是毕竟当今中国与之在时代背景、发展环境、具体国情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不可能期望从发达国家那里能简单找到现成的全部答案，而必须依靠我们自身孜孜不倦的探索，去寻找、总结，进而向世界提供解决城市问题的“中国方案”。从当初令世界混沌模糊、争议纷纷的“中国增长之谜”，到通过自我校正、主动创新并提供“中国方案”，其不仅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实践到理论的全面认识升华，而且也是“四个自信”在中国建树城市新发展道路上得到的最有力践行。

本书的作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涛博士是一个思维非常活跃、善于思考总结的青年学者，他长期持续专注于中国城市增长模式的研究，学术成果丰硕。这本著作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后续进一步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两个重要项目的支撑研究而完成的，确实是“多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之作。全书沿着“理论建构—实证应用”的总体路径，以“城市增长模式转型”为主线展开论述，概括提炼出中国城市的“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与“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两个基本范式，从概念、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并进一步探讨城市从营销型增长模式向内生型增长模式转型的具体内容、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实施策略等，可谓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论道与寻策紧密结合、深刻性与可读性紧密结合。相信本书是一部能广泛启迪我们思考的佳作，它的出版，可以给广大学者提供一个深刻理解、前瞻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新视角，也必然是对学界有关中国城市研究、国家城市比较研究的一个积极贡献。

是为之序。

张京祥

2019年初秋于南京大学

前言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推广，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快速地流动，既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相应挑战，促使国际化代表了当今城市向高端演化的显著趋势，并且成为城市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开放与包容”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理念，城市日益成为国家与地区之间竞争的主角，中国也顺势提出了“一带一路”等国际化发展的新倡议，加大了自贸区建设力度，建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资管理制度，希望能更好地吸引外资，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分工，更快地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步伐。为了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以吸引更多的外部发展资源，国内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运作城市资产，发掘城市的品牌、区位、资源、劳动力、基础设施和招商政策等发展要素，来增强城市的竞争能力，使得城市营销逐渐成为全球化环境中城市竞争战略的重要工具。

然而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期，由于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的刺激和政绩考核体系的压力，地方政府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予以了极大的热情，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发展型政府”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分权化”与“分税制”改革后，在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双重驱动下地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发展积极性，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具有短期逐利性质的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来发展城市，通过类似于企业的运作方式来包装和推销城市，尤其是注重通过大事件（MegaEvents）［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奥运会）、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等］的举办以获得投资者或游客的青睐，以此为契机来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等目标，从而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确立更加有利的地位。但是以外需导向为特征的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往往会忽略城市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脉络，进而可能对城市今后的功能定位、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空间结构的演变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发展原动力由内而生的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相反，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是由外部资源所驱动的，这种城市增长模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局部改善城市的物质生活环境，满足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忽略了与所有市民共享城市发展的所得利益以及“以人为本”的战略要义。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城市营销是一个人对某些人保证短期物质回报，而对其余的大多数人却有着长期损害的模式。”这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增长模式过分追求效率优先、忽视社会公平、急功近利、过度关注外来资本、过于追求短期效益，已经带来了诸如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形象工程耗资大，使用、维护难，社会性财政预算缩减，土地价格被哄抬过高，优质公共空间私有化等问题。其耗费的大量社会资本、环境资本以及制度成本都将抵消甚至远超那些所谓的“成果”收益，从而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长期隐患。

“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是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对于“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来说，应力求将原有的以生产要素驱动为特征的外延式增长模式逐步转变为以创新、包容驱动为特征的内涵式增长模式，新时期我国的城市建设将不再是“唯GDP导向”，而是更加重视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多元导向”。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因此，目前对于我国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检讨并探索其向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转型的路径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近年来，作为城市营销主要运作方式的大事件逐渐成为全球化环境中城市竞争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新兴的重要经济体和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受人瞩目的大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等纷纷在中国举办，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城市形象，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城市发展、提升的触媒，大事件营销快速、巨大而深远地影响着城市空间发展的演变，并迅速成为各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要素。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特征，并且通过大事件营销的实践已经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城市增长模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或地区摆脱困境、树立良好形象及增强竞争力提供了及时而有效的理论资源，丰富了城市治理和地区发展的战略思想。从国内范围看，近年来我国快速城镇化产生了丰富的城市增长实践案例，但缺乏理论层面的梳理与总结，亟须构建城市增长模式转型的研究方法与框架。当前城市营销策略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尚缺乏定量研究的方法，还没有针对城市增长模式的指标体系研究。营销实践过于注重眼前经济利益，缺乏整体性考虑，还不能运用系统管理的观点对众多要素进行整合，城市目标定位模糊和片面，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对于城市增长的背景以及城市营销战略如何与城市发展战略相耦合的研究不够深入，就城市营销的绩效评估问题亦缺乏专门研究。对于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其效应特征、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于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内在机制还难以准确把握，对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规律研究不足，研究对象普遍单一，且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系统研究。因此，本书沿着“理论建构—实证应用”的路径，以“城市增长模式转型”为主线展开，具体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下两篇。

其中上篇首先通过对城市营销、城市增长模式等概念定义以及对国内外城市营销理论的相关研究梳理，提炼出对我国城市增长模式转型有益的经验；其次通过深刻分析中国体制转型的宏观背景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总体影响，归纳并提出地方政府企业化的概念，以得出我国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企业化倾向的结论，为下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再次从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的经济、社会乃至空间效应的评价，从正反两个方面归纳总结；最后在对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反思与检讨的基础上，从概念和特征两个方面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并进一步探讨从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向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转型的具体内容、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实施战略措施。下篇则围绕城市营销的主要运作方式——大事件营销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大事件营销与城市增长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空间效应的发生与演化机制，并且在对中国城市大事件营销特色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合理利用大事件营销推动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第一，对大事件营销和城市空间效应等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进行研究综述，归纳对我国城市大事件营销有益的理论与经验借鉴。第二，建立大事件营销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纽带，解析城市大事件营销空间效应产生的机制和影响要素，并且从时间、空间和表征三个维度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形成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第三，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阐述大事件营销对城市不同尺度地区的物质与非物质空间效应，并从大事件营销不同的主体博弈类型带来的政策制度和规划引导等非物质要素的差异入手，分析其空间效应产生的间接原因。第四，基于城市政体理论建立大事件营销与城市增长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大事件营销的主客体构成要素同城市空间演化的驱动主体和发展要素有机结合，建立“大事件营销—城市空间发展”的统一体，并且从营销型城市增长模式和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空间效应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五，归纳我国大事件营销企业化的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的“中国特色”，从城市增长模式转型入手，为合理利用大事件营销促进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清晰的解决办法。

回溯近30年来我国城市增长模式的转型轨迹，探索如何从营销型向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可以说正好应对了当前中国所处的“中美贸易摩擦”“高新技术封锁”“意识形态渗透”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发展环境。中国城市增长模式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本土特色，营销型和内生型城市增长模式分别代表了最基本的城市增长逻辑分野，本书对于这两种城市增长模式的观察和研究一方面给未来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地方实践提供了路径支撑。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受到了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京祥教授的殷切指导，他不仅提供了大量素材和调研机会，还为本书的修改与完善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议；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徐步政老师、孙惠玉老师对本书的立项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王苑、严亚磊、施德浩、温光耀等研究生协助进行了插图制作和稿件校对，提高了本书的写作效率；另外本书还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9CJL04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1878330）的资助，笔者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观点仅代表笔者的个人观点，且限于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于涛

2019年夏于南京大学